私人藏书的历史非常悠久《庄子·天下篇》记载惠施家藏图书五车战

私人藏书的历史非常悠久。《庄子·天下篇》记载，惠施家藏图书五车。战国时期，由于思想活跃，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家中都有藏书。秦始皇焚书，并没有把私人藏书焚绝。汉惠帝废除秦代挟书禁令后，许多图书重见天日，如鲁共王坏孔子旧宅，得到用先秦文字写的《尚书》及其他书数十篇。汉代私家藏书继承战国私人藏书的传统，许多官吏、学者根据自己需要，积累藏书。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爱好古书，以重金从民间收集图书，四方人士不远千里前来献书，故他的藏书与国家藏书相差无几。淮南王刘安对图书也很偏爱，悬重赏奖给那些愿出先秦著述给他抄录副本的人。刘向在校理国家藏书时，曾提到“臣富参书”，“文中大夫臣圭书”、“射声校尉立书”、“臣向书”等，可见当时私人藏书之普遍。东汉学者蔡邕，曾校书东观，家有藏书万卷。因当时图书抄写困难，得之不易，所以藏书数量较少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虽然社会动荡，但纸张的应用为私人藏书提供了便利条件。晋代著名的收藏家有张华，他家中没有任何财产，只有图书余车。另外，范尉家中藏书多卷。南朝私人藏书发展很快，家中有几千卷书的人很多，超过万卷的人也不少，著名的有谢弘微、刘善明、沈约、任昉、孔休源、马枢、徐伯阳等。北朝的私家藏书不如南朝发达，有名的藏书家有李彪、阳尼、李业兴、邢子才、魏收、贺拢胜、黎景熙等。随着藏书数量的增多，出现了私人藏书楼。如北魏平恒，专门建造了“精庐”收藏经籍。私人藏书的来源，主要是继承先辈藏书、战乱中收集、亲自抄录及官府恩赐几个途径。所藏之书，藏书家不仅自己利用，而且还借给别人抄写和阅读。如南齐人崔慰祖，邻居朋友经常来借书，有时一日就借出数十帙，他亲自办理，从不推辞。隋唐私人藏书有了新的发展，由于纸写本书的盛行，私人藏书质量有了提高。隋代许善心家有藏书万余卷。唐代韦述积书万卷，柳公绰家藏万余卷。这一时期的特点，一是藏书家人数增多；二是管理上较为完善，有的依作用不同把书分为三个等级，有的采用了官府藏书中以不同颜色牙签区别藏书种类的方法，如李泌藏书万多卷，经书用红牙签，史书用绿牙签，子书用青牙签，集部书用白牙签；三是出现了专藏某一方面图书的收藏家，如颜师古藏书以古图画、器物、书帖为主，李元嘉以碑文古迹为主，张弘靖以书画为主；四是私人藏书楼有了新发展，象田弘正“起楼”藏书的有所增加。宋代私人藏书家名家辈出，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广泛应用，所以藏书量多达万卷以上。据统计，宋代著名的藏书家有人。北宋著名的藏书家有江正、宋敏求、王钦臣、司马光、李公择等人。王钦臣，藏书卷，卷帙浩繁的类书《太平广记》也加以收藏。李公择藏书于庐山五老峰白石庵的僧舍，以供人用，是一位把私藏公开流通的收藏家，苏轼曾为他作《李氏山房藏书记》。据周密《齐东野语》记载，宋承平时，戚同文、沈立、陈巽、吴良嗣、王文康、李文正、晁以道、刘壮舆、李淑、田镐等人，都是家藏万卷以上或数万卷的藏书家。南宋著名的藏书家有叶梦得、晁公武、郑樵、尤袤、陈振孙等。其中，尤袤好收集各种版本的图书，藏于“遂初堂”中。他编的《遂初堂书目》著录，列有旧本、旧监本、秘阁本、京本、旧杭本、杭本、严州本、越州本、江西本、吉州本、池州本、湖北本、川本、成都石刻本等。宋代私人藏书很注意核雠（音仇）和保藏。如晁公武的藏书以校雠精审而著名，王钦臣每得一书都先用废纸草写，然后收集到不同的版本参校，校正后才正式誊录。司马光每年上伏及重阳期间，都要把书搬出室外晾晒。此外，宋代藏书家，不少人编有藏书目录，并亲自为每种书撰写提要，如晁公武的《郡斋读书志》、陈振孙的《直斋书录解题》等。辽金元时期，也出现了一批藏书家。辽太祖的长子耶律倍，派人到幽州购回汉文图书万卷，建望海楼作为藏书处所。元好问是金代著名的藏书家。元代知名的有人，庄肃藏书万卷，陈季模藏书万卷，屠致远、何中、段直、陈道明、袁易等家藏都在万卷以上。据统计，明代著名藏书家有人。明初影响较大的是宋濂、杨士奇、叶盛等。叶盛的藏书楼叫篆竹堂，他每到一地，都携纸抄书，并用官印识于卷端，钱大昕称他“藏书之富，甲于海内”。叶盛的书橱上刻着“读必懂，锁必牢，收必审，阁必高，子孙子，惟学教，借非其人亦不孝”。可见，他对藏书多么珍惜。明代藏书家中最负盛名的是宁波范钦。范钦官至兵部侍郎，他一生酷爱图书，每到一地总是访求古籍，征集、抄录《实录》邸报、方志、登科录、诗文集等。嘉靖四十至四十五年（～），范取古人“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”和“以水克火”之意，建天一阁藏书楼。天一阁的设计建造别具匠心，主阁“宝书楼”共两层，楼下一排隔为六间，各书柜之下铺有石板，以为防潮之用。楼上中间不设壁障，仅以书柜分隔。书楼前后的庭院里装点着亭池假山，环境清幽。清代收藏《四库全书》的七个阁楼都是仿照天一阁的式样建造的。为了保护图书，范钦临终留下了“代不分书，书不出阁”的遗嘱。他的后代也相约订立族规，规定子孙有志读书的，就在阁内读，不许夜登书楼，书楼钥匙分房掌管，禁止书籍下阁梯，开锁时必须各房子孙到齐，子孙如有私自开锁或私领亲友入阁者，要重罚。正是因为有严密的管理制度，使天一阁藏书得以保存下来。清乾隆（～）年间，范氏后人献书种，得到一部赏赐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。年，郭沫若访问天一阁，题联“好事流芳千古，良书播惠九州”。天一阁藏书万卷，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。明代的另一位著名藏书家是毛晋。他的藏书楼叫汲古阁。毛晋的藏书楼独树一帜，专门购藏宋元的旧刊本，并不惜高价。他在自家门前张贴收购古籍的布告：“有以宋椠本至者，门内主人计叶酬钱，每叶出二百。有以旧钞本至者，别家出一千，主人出一千二。”因此，湖州一带书商云集七星桥毛氏府邸，当地有一流行谚语：“三百六十行生意，不如鬻书于毛氏”。他收书多册，并另建目耕楼收藏。除藏书外，毛晋还兼刻书，影抄宋元珍本，由他抄录的典籍，称为“毛钞”，是藏书家珍重收集之物。据统计，毛晋刻板多页，字数超过万，不少宋版书都是因他的翻刻才得以流传。明代末年祁承煤的澹生堂也颇有名，他收藏的万多卷图书不以宋元旧本为重点，而是强调实用，收集了许多地方文献、戏曲作品。清代私人藏书风气极盛，有名的藏书家多达余人。黄丕烈的百宋一廛、钱谦益的绛云楼、钱曾的也是园、黄宗羲的续钞堂、卢文弨的抱经堂、鲍廷博的知不足斋等都是著名而有特色的藏书楼。清代藏书家中，以瞿、杨、陆、丁最为有名，号称“天下四大藏书家”。常熟人瞿绍基建“恬裕斋”，广泛搜集宋、元善本书历年之久，积累图书万卷。聊城人杨以增所建藏书楼为“海源阁”，收藏图书多万卷，其中宋元旧椠多余种，余卷。归安人陆心源，收藏的书中有许多是《四库全书》未收的版本，因书楼中有种宋版书，故题名为“皕宋楼”。钱塘人丁颉，因先人藏书卷，藏书处因名“八千卷楼”，他的藏书经数十年积累，达万多卷。随着近代图书馆的兴起，私人藏书楼逐渐消亡，代之而起的是公共图书馆、学校图书馆、科学研究图书馆等。

古籍整理

历史上形成的大量古籍，由于时间的推移，语言文字的变化，后代人很难读懂。因此，古籍需要解释。解释古籍的文字叫做传注。传注的名称较多，较早有故、训、传、说，以后又出现了记、注、解、笺、章句、集解、义疏、正义等。故，即用当代的语言去解释古代的语言，或用通行语言去解释方言。训，指用通俗词语去解释难懂的词语。传，是传达的意思，先师所言为经，后师所言为传，传是解释经的。说，是解释的意思。记，是疏记的意思，其作用接近于传和说。注，本义是灌注，因古籍文句难懂，需要解释，就好像水遭阻塞，必须灌注才能疏通。解，是分析的意思。笺，古籍注释的一种，古人治学，讲究师承，对引申前人的说法就称为笺。章句，是解释的意思，古人解释经文，往往在训释词义之外，再串讲一次经文大意，汉代把这种串讲叫做章句。集解，指名家解释的总汇。义疏，指会通经典义理，加以阐释发挥，或指广泛搜集文献补充旧注，说明古文的源委。正义，指正前人的义疏。许多古籍流传至今，几乎每一时代都有新的传注，而且这些传注所占数量较多，已成为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中国古籍的传注产生很早，经书出现不久，就有了解说经义的文字。如《易》的《十翼》（即《易传》）、《诗》的《毛传》、《春秋》的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、《左氏传》等，均属传注文字。西汉时，大多数人对于先秦的古籍读不懂，加上各地方言，更增加了阅读困难。武帝时，“独尊儒术”，儒家文献尊为经书，能解释经书的人被授予经学博士，当时注释经书成为时尚。孔安国注《论语》、董仲舒作《春秋繁露》。东汉传注书大量出现，也出现了一批著名传注家，如贾逵、马融、郑玄等。《尔雅》、《方言》、《说文解字》三种辞书的出现标志着汉代传注的发展水平。唐代出于政治上的需要，对经书的解释要求一致，孔颖达编写的五经《正义》成为当时的标准本。在注释的范围方面，唐代除了注经书，而且还注史书及先秦诸子书。在注释方面引用了许多前人的注释成果，而这些被引用的古籍后来大都佚失了，所以，唐代的传注书保存了许多古人的文献资料。颜师古的《汉书注》、陆德明的《经典释文》等代表着唐代的传注水平。宋代理学盛行，治学讲求义理。在传注方面一改唐代烦琐旧例，注重用简明的语言注释古籍。传注贡献最大的是朱熹。他不迷信前人注释，大胆疑古，所著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、《诗集传》、《周易本义》、《楚辞集注》等有很高的学术价值。清代传注达到全盛时期，出现了一大批传注家及高质量的传注著作。他们继承前代传注的优良传统，同时又以实事求是的精神，纠正过去传注中的空疏、妄说，努力用新方法传注古籍。这一时期传注的特点是集中各类文献中的难点进行解释，如王引之的《经传释词》、《经义述闻》、俞樾的《群经平议》、《诸子平议》、《古书疑义举例》等。本世纪以来，古籍传注工作取得了一定成就，但这项工作仍没有完成，已传注的古籍流传到今天又很难读懂，所以古籍传注还将继续下去。

古籍流传于世，都是个体手工劳动的产品，难免出现一些错误。如在传抄、传刻过程中，出现脱字、倒字、重文、讹字、叠字、误改、妄删，缺页、错简等。如果误用了这些资料，就会以讹传讹，得不到真实可靠的知识。所以只有经过校勘补订，才能阅读使用。校勘，又称校雠。校是校对，勘是订正错误。校勘是广泛搜集各种相关的本子，广泛取证各种相关资料，对同一古籍进行比较对照，校出篇章文字的异同，审定其是非，力求准确地恢复古籍原貌的一项学术性工作。周宣王时，宋国的大夫正考父曾校定了《名颂》篇。一般认为正考父是中国校勘工作的创始人。春秋时期，孔子及其弟子对古籍做了大量校勘工作。孔子的学生子夏，在前往晋国途经卫国时，听到有人读史书说：“晋师三豕涉河”。子夏想军队与猪为什么会共同渡河，文字记载肯定有误，“三豕”应当是“己亥”，并分析说，己与三相近，豕与亥字形相似。到晋国又询问这条记载相关的史实，果然是“晋师己亥涉河”。汉代，刘向、刘歆奉成帝之命整理国家古籍，开创了古籍校勘的新篇章。刘氏父子校书时汇集众本，除其重复，并对书中文字一一勘正，最后缮写出正确完整的定本。从此以后，历代都很重视校勘工作，并形成了专门的学问——校勘学。魏晋南北朝时，荀勖与张华依刘向的方法，校理了当时皇宫藏书，此后任昉、殷钧、王俭等也进行过校勘工作。隋唐时期，校书的规模有所扩大。隋代许善心召集当时名儒余人，校正经书史书的错谬。唐代令狐德棻、魏征、虞世南、颜师古、褚无量等对古籍校勘工作都做出了贡献。宋代由于雕版印刷的图书日益增多，所以校勘任务非常繁重，真宗时，因龙图阁及太清楼藏书有舛误，没有校勘的书有万多卷，于是令刘均、聂雷等七人在崇文院校勘。神宗时改官制，校书郎专门负责“正其脱误”的校勘工作。元明两朝虽然校勘古籍成果不多，但刊刻书籍较多，为清朝校勘古籍提供了素材。清朝考据学盛极一时，学者们广泛搜集资料，对各类古籍进行仔细深入的校勘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。卢文弨、黄丕烈、全祖望、戴震、钱大昕、王念孙、阮元、顾广圻、段玉裁、孙诒让、毕沅等都是著名的校勘家。凡是经过他们校勘的古籍，都有很高的文献价值。如戴震在四库全书馆朝夕校书，四年校书种，每种都非常精细。近代学者继承清朝学者务实的学风，为校勘学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。王国维、罗振玉、胡适、鲁迅、郭沫若、顾颉刚、杨树达、陈垣等，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，尤其在校勘方法的理论总结方面超过以往历代。陈垣在校勘《元典章》过程中，发现多条错误，从中选出有代表性的多条加以归纳分析，总结错谬的原因，概括出校勘古籍的四种方法：一是对校法，即用同一种古籍的祖本或别本对校，发现各本的异同，对其中的是非加以审定；二是本校法，即对所校古籍进行全面研究，掌握其内容特点，对上下文义相舛之处、章节文法结构的矛盾情况等进行互校、分析，考证异同，校正错误；三是他校法，即以所校之书以外的各种相关典籍作为校勘本书的依据；四是理校法，即在以上三种方法不能校勘古籍时，依靠相关知识分析考证古籍文辞正误的方法。这四种方法至今被公认为校勘古籍的正规方法。

在中国古籍中，有一些伪书。所谓伪书，是指某些古籍虽然署有作者，但实际上不是书的真正作者，而是后人伪托。据考证统计，流传至今的古籍中有多种属于伪书。出现伪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一是封建社会普遍存在厚古薄今、迷信古人的心态，所以一些人为了巩固或提高自己学派的地位，伪造某种古籍假托先人所作，这样容易被人接受。二是借历代统治者诏令献书之际伪造古籍，以此邀官请赏。三是借托古人之名，抒发学术观点，抨击时政。四是伪托古人制造伪书，或出卖以获取私制，或发泄私愤。五是有些古籍本无撰人，后人认为它与古代某人有点关系，遂误题某人撰。六是借古籍出土机会，伪造古书。有伪书就必有辨伪，去伪存真，恢复古籍的本来面目。孟子曾说：“尽信书则不如无书”，这句话成为疑古辨伪者信奉的格言。韩非对于诸子百家信口传说不以为然，怀疑儒、墨立论的真实性，他说：孔子、墨子都引用尧、舜的话，但取舍不同，都说自己是真尧、舜，两位先人不能复活，又有谁能辨别儒、墨两家的真伪。秦始皇焚书，致使后世伪书乘势而生，但事物相反相成，也促使了辨伪的发展。西汉末年，学术界兴起了今古文之争。今文经即西汉经师所传授的本子，用汉隶抄写；古文经是刘歆在整理古籍时发现的，用先秦的文字抄写。今文经和古文经在字句、篇章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别，到底谁真谁伪，争论不休。刘向、刘歆编撰的《七略》，对伪书作了全面的考证，辨伪的文字保存在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，如《力牧》二十二篇，下注“六国时所作，托之力牧。力牧，黄帝相”。《大禹》三十七篇，下注“传言禹所作，其文似后世语”。东汉马融曾辨当时所传伪书《尚书·泰誓》，他根据文风和佚文两方面进行辨析，明确指出《泰誓》是西汉时伪造的，有理有据，无可辩驳。《泰誓》被否定，动摇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经书，对辨伪工作推动很大。唐代前期，学术界笃守师法，辨伪风气不振。中唐以后，赵匡、啖助等人对《春秋》的研究，已不守师法，大家苦于注疏的呆板，在经书以外的子书里满足自己的需要，同时对古书加以辨别。柳宗元经过辨别研究，断定《鹖冠子》、《亢仓子》、《晏子春秋》、《鬼谷子》、《列子》是伪书，为后世的辨伪工作开创了条件。宋代最先辨伪疑古的是欧阳修，他著《易童子问》一篇，对《易经》的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、《说卦》、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进行辨证。此外，还对《左传》、《周礼》有怀疑和批评。司马光疑《孟子》、王安石考《春秋》、郑樵辨《诗序》等，大大推动了古籍辨伪工作。明代初年，宋濂撰《诸子辨》一书，考辨周秦诸子典籍条。胡应麟所著《四部正讹》，是中国第一部辨伪专著，书中说明了辨伪的重要性，伪书的由来、种类，辨伪的方法、工具等。书中提出的一些原则，至今还有参考意义。清代的辨伪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阎若璩以毕生精力作《尚书古文疏证》，列举大量事实，揭穿伪造者抄袭古书的错误事例，用种种铁证宣告了伪古文的死刑，解决了历史上长期的疑案。辨伪的著作有万斯同的《群书疑辨》、姚际恒的《古今伪书考》，崔述的《考信录》。清末，康有为著《新学伪经考》，在维新变法的思想指导下，把西汉至清代的今古文之争算了一个总账，认为西汉新出的古文书全是假的。本世纪初，胡适、钱玄同、梁启超等在辨伪古籍中颇有建树。梁启超著有《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》一书，并在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中，根据前人辨伪古籍的经验，总结了条法则。张心激编《伪书通考》，把前人的辨伪专著和论文摘录汇集，收录考辨古籍达多种，是一部常用的辨伪工具书。

中国古籍在流传过程中有许多已经佚失了。但是，在它们佚失之前，有些古籍中曾经引用过它们的一些章节，也就是说还有一些章节内容保存在其他古籍中。把这些章节搜辑起来，以求恢复佚书原貌的工作就是辑佚工作。辑佚起源于南宋，黄伯思以《意林》、《文选注》、《舞鹤赋》等书中辑出佚书《相鹤经》。王应麟则从各种经书的传注中辑出《周易郑玄注》、《郑氏尚书注》等书。郑樵则根据自己整理古籍的体会，提出了“书有名亡而实不亡”的论断，为后来的辑佚工作提出了研究的课题。明代虽然有辑佚的《十六国春秋》、《古微书》、《古今逸史》等成果，但体例不甚完善。清代辑佚工作得到空前的发展，不仅辑佚的古籍数量多，而且出现了一批著名的辑佚学者，他们收罗群书，寻章摘句，力求把已经佚失的古籍拼凑复原，供人们阅读。有的专门辑一人著作，如孔广森的《通德遗书所见录》和袁钧的《郑玄佚书》，都是辑郑玄的佚著；有的专门辑录一种古籍，如宋翔凤辑《帝王世纪》，甚至有多人先后同辑一书，如佚失于宋代末年的《世本》，有钱大昭、孙冯翼、洪饴孙、雷学淇、秦嘉谟、张澍等人做了辑佚工作；有的专辑某一学术门类，如王漠的《汉唐地理书钞》、任大椿的《小学钩沉》；有的专门辑录某书的传注，如严可均的《尔雅一切注音》。清代辑佚成就最大的是马国翰、严可均、黄奭。马国翰的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，搜辑唐以前佚书多种，其中《经编》种，阙种；《史编》八种；《子编》种，阙种。严可均辑的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卷，专门辑佚集部文章，从各种文献中共辑出唐以前作家人作品，为研究古典文学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。黄奭辑的《汉学堂丛书》，内含经书种，纬书种，子、史书种。乾隆（～）年间，四库全书馆的馆臣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的文献达种，近卷，其中有薛居正的《五代史》、李焘的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、郝经的《续后汉书》、王珪的《华阳集》等。随着辑佚方法的精密及编修《四库全书》的推动，辑佚便成为一门专门学问——辑佚学。本世纪以来，辑佚工作有所延续。鲁迅先后从类书等文献中辑成《古小说钩沉》、《会稽郡故事杂集》。其中《古小说钩沉》收录古小说种，超过清代马国翰辑录的数量。辑佚工作远没有完成，还有大量的佚文等待人们去辑佚。

在中国古籍中，有一类汇集多种单独图书成为一部大书，并题以总书名的图书，这类书就是丛书。丛书又叫丛刊、丛刻、汇刻、合刻、全书等，它在中国古籍中占有重要位置，为古籍的保存与流通发挥了巨大作用。中国最早的丛书是宋代俞鼎孙、俞经编的《儒学警悟》，稍后左圭辑成《百川学海》，收书多种。元代陶宗仪辑的《说郛》在丛书中较著名。明代的丛书编印工作较为发展，普通丛书、郡邑丛书、个人丛书以及某一学科的丛书相继出现。较著名的丛书有高风鸣辑刊的《今献汇言》、陈继儒辑的《宝颜堂秘笈》、胡维新辑刊的《两京遗编》、程荣辑的《汉魏丛书》等，此外，毛晋刻印的《十三经》、《十七史》、《六十名家词》、《六十种曲》、《津逮秘书》等也有重要价值。丛书发展到清代达到鼎盛时期，所编丛书不仅部头大，而且刊刻的质量也很高。阮元辑的《皇清经解》、王先谦辑的《皇清经解续编》都多达多卷，对经书的整理作出了贡献。顾广圻、孙星衍、鲍廷博、卢文昭等一批目录学家、校勘家辑刻的丛书质量较高，如《平津馆丛书》、《士礼居丛书》、《知不足斋丛书》、《抱经堂丛书》。乾隆（～）年间编的《四库全书》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丛书，它收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书种，卷，计册，约亿字。这种丛书当时抄写七部，现存世的有四部，一部藏在台湾省的故宫博物院，一部收藏在北京图书馆，另二部分别藏在浙江省图书馆和辽宁省图书馆。著名的丛书有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刻印的《四部丛刊》、《四部备要》、《丛书集成初编》，它们各有特色，对于古籍的利用发挥了很好的作用。为了查检古代丛书及丛书里面包括的各种图书，上海图书馆于～年编制了《中国丛书综录》，收丛书种，包括各种图书种，这些图书约古现存古籍的二分之一。

类书是辑录古籍中的有关资料，分门别类加以编排，以供人们查检和征引的工具书。类书的内容非常广博，上自天文，下至地理，旁及社会生活、科学技术、文化知识，举凡人间的学问，世界上的知识，无所不收，被人们誉为古代文献的宝库，历史上的百科全书。中国类书成熟于三国时期，魏文帝曹丕于年命王象、刘劭等人采集经传，以类相从，编成《皇览》。顾名思义，类书是编给皇帝浏览的。此后的历代封建王朝之所以重视类书的编辑，首要的目的是企图借以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，夸耀王朝的“文治之盛”，其次才是方便查检资料及考试的需要。南北朝时期，类书的编辑开始盛行，从皇帝到一般土大夫竞相编辑，其中规模稍大的，有梁高祖命徐勉编的《华林遍略》卷、北齐后主命祖塨等编的《修文殿御览》卷。另外，还有梁代朱澹远捃拾字句的《语对》和《语丽》等类书。隋唐时期，类书有了很大发展。虞世南编的《北堂书钞》卷，分部，类，是现存较早而又比较完整的一部类书。唐代官修类书中，较著名的有欧阳询等编的《艺文类聚》、徐坚等编的《初学记》。《艺文类聚》征引的古籍达多种，全书卷，包括社会、自然知识以及学术论著和文艺作品等，它把这些资料分成部，每部又分细目，共个细目。如天部下分天、日、月、星、云、风、雪、雨、霁、雷、雾、虹等。每类故事排列在前面，注明出处，诗文列在后面，注明时代。故事部分摘取经、史、子、集等类古籍的有关资料，诗文则摘录有关的诗、赋、颂、赞、论、箴、碑等资料。唐代私人编辑的类书有颜真卿的《韵海镜源》、白居易的《白氏六帖》、温庭筠的《学海》等。宋代类书取材广泛、内容渊博，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数量上均超过唐代。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册府元龟》、《太平广记》、《文苑英华》号称宋代的四大书，在中国类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。李防等编的《太平御览》，全书卷，摘引的古籍达多种，分部、类，约万字。所分部，是根据《周易·系辞》上所说“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”，有包罗万象的意思。初名《太平总类》，宋太宗为了显示自己好学，命每天进呈三卷，一年阅毕，所以改名《太平御览》。王钦若等编的《册府元龟》是宋代四大书中最大的一部类书，“册府”即收藏典册的府库，“元龟”即以灵龟占卜未来，“册府元龟”就是可供借鉴的文献宝库之意。全书达万字，分部，门，每部有“总序”，每门有“小序”，以论述其要旨。与其他类书不同的是，它专门辑录上古至五代的历代君臣事迹，所录材料，以“正史”为主，小说、杂书一概不收。李防等编的《太平广记》荟萃了先秦至宋初的笔记、小说多条，是一部小说史料方面的类书。《文苑英华》选录位作家的作品近万篇，是一集上继《文选》的总集式类书。宋代还出现了各种专科性类书，其中有专门记载古农艺资料的《全芳备祖》（陈景沂）、专门供查考事物起源的《事物纪原》（高承）、有专门收录时令史实典故的《岁时广记》（陈元靓）。明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——《永乐大典》。全书卷，目录卷，分装成册，字数多达.亿个。朱棣对负责编辑工作的解缙说，对于有史以来经、史、子、集等各类文献及天文、地理、阴阳、医卜、僧道、技艺等言论，都要广为辑录，毋厌浩繁。所以本书内容非常宏富，征引的古籍达、千种，有的整部文献全部收录。该书修成后，藏于南京文渊阁，年，北京皇宫建成，《永乐大典》随之北迁，藏于新建的文渊阁。在嘉靖（～）、隆庆（～）年间，由张居正等人另摹副本一套。正本毁于明亡之际，副本几经焚毁、盗劫，所剩无几，现存世的只有卷左右。清代的类书编辑达到了极盛。其中有中国现存最大的类书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有集历史上十多种类书之大成的《渊鉴类函》，有采辑诗词文句收录繁富的《佩文韵府》及《骈字类编》，有辑录各种事物起源的《事物原会》和《壹是纪始》，有采诸子、历史两类文献中名言偶句的《子史精华》等。最著名的是由陈梦雷等编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它分汇编、典、部，共约.亿字。每部下设“汇考”，引用古籍材料考证事物起源；“总论”，收录经书中关于事物的论述；“列传”，辑录人物事迹资料；“艺文”，收录与事物有关的诗、词、赋等；“选句”，摘录关于事物的对偶句；“纪事”，收集琐细小事；“杂录”，收录不宜入汇考等以上各项的材料；“外编”，收录荒唐无稽之谈；此外还有“图表”等项。为了发挥它的作用，近几年中华书局与巴蜀书社影印出版了新版本，并编制了《古今图书集成索引》供人检索利用。中国历史上编辑的类书约有多种，保存到今天的有种左右。因为它们辑录了各类资料，所以，不仅可供人们查找诗词文句、事物起源、史实掌故等知识性问题，而且可供校勘古籍辑录佚文。类书的编辑已终止，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的百科全书。

古典书目